父亲说:“我知道你喜欢干什么!”
叶汉抢着接口:“我喜欢赌博!”
父亲望着他,听他怎么往下说。“赌博有什么不好?”儿子飞快地说,“政府不正在倡导赌博吗?这哪是什么坏事?就算是坏事也只能怨政府!我看开赌场就比开陶瓷铺强。你要是真的逼我跟你开陶瓷铺,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迟早我要把陶瓷铺卖了,开赌场!”
父亲听得心惊肉跳。他相信儿子说的完全是真话。这陶瓷铺是他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产,如果让儿子变成赌资,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了穷光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陶瓷铺决不能交给这个儿子,甚至完全不能让他染指。父亲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决定不让儿子跟自己学生意。
可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干什么呢?呆在家里他也会惹事的。
叶汉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干什么。
就在这时,世叔伯叶作鹏来到江门。他从佛山带来了一笔陶瓷生意。问明情况之后,他当即拍着叶汉的脑袋说:
“即然对赌博那么有兴趣,我替你找份差事。到澳门去,怎么样?”
“好哇!我去!”叶汉兴奋不已,立即满口答应。
父亲也同意了。他觉得这种儿子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不如让他到外面闯去,等他碰得焦头烂额,再回来也不迟。
就这样,叶汉跟着叶作鹏,踏上了澳门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
澳门的赌博业历史较长。开埠至今400年左右,赌博业已有近200年历史。
自从1553年澳门被葡萄牙侵占强租之后,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当时设立的赌种有番摊、骰宝、铺票、字花、山票等。1847年,澳府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的番摊馆共达两百余家。当时,澳门各种赌档均为江湖人物开设或控制,各路人马经常在赌档内外火并,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香港严禁赌博,一些嗜赌的港人见澳门交通便利,便蜂拥而至,使澳门赌场的生意日益兴隆。1875年,广东禁止“闱姓”赌博,“闱姓”赌商也转移到澳门,更使澳门赌客麇集,赌博业行情不断看涨。葡澳当局坐收“闱姓”赌饷,每年高达数十万元。尽管后来广东收回“闱姓”,但澳门的赌业仍长盛不衰。
到1896年7月10日,葡萄牙政府在国内宣布禁止赌博,但澳门一直没有停止过。
辛亥革命之后,澳门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进出口贸易数量极少。赌博业富了少数开赌场的人,而澳府却备感囊中羞涩。当时,葡萄牙政府经济局长罗保,曾在一篇澳门年鉴的序文中这样写道:“现当不景气时期,澳门市场不能称为繁荣,且发现困难甚多,商业又停滞不前……澳门商业之活动,依目前情形而论,其力甚属薄弱,必须凭藉邻近市场方能获取所需,所以澳门市场,实为邻近市场之附庸,而贸易之平衡,近日相差远矣。”
面对这种经济状况,澳府决定结束赌档林立、各派混战的状态,对澳门赌业实行立例管制。方法是由政府发出赌牌,再由民间竞投,投得者必须按照与政府签定的合约,在指定地点开赌,并缴纳赌税;除此之外,民间的私自聚赌属于非法,政府将予以禁止和取缔。
最早获得澳门政府赌博专利权的,是一个名叫卢九的商家。但他只经营“白鸽票”、“铺票”、“山票”和“搅珠彩票”等几种彩票,赌博形式单调,所以生意不算兴旺。
1930年,卢九联合范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当时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全力支持下,再次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霍芝庭这个人。
霍芝庭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烟赌商人。1877年,他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1937年死于香港。
少年时,霍芝庭在香港做过商店杂工,后来继承其父在广州开设的“福利”铁锅店,结识了广东水师提督的军需官,共同经营旧军械更新的投机生意。他还加入了葡萄牙国籍。
龙济光入据广东时,霍芝庭与之结识。1914年,广东发生大水灾,龙济光以救灾为名,设立“水灾善后有奖议会”,在全省公开投标招商承办山铺票。大富商麦竹寰中标承办,设总厂于广州。霍芝庭与另一个叫植梓卿的人合办了江门、佛山两地的分厂。
因此,叶汉在江门念小学的时候,便经常听见大人们提到霍芝庭的大名,并且亲眼见过霍芝庭。可以说,叶汉幼年染上赌瘾,与霍芝庭在江门开赌有直接关系。
当时,广州总厂的铺票每条0.15元,头奖约5万元;霍芝庭江门分厂的铺票每条0.05元,头奖约万余元。广州铺票一条可买江门铺票三条,即花0.15元可获三个中奖机会。霍芝庭利用赌客贪中奖机会多的心理,在广州开设江门铺票代收处,以扩大江门铺票的销售面,致使江门铺票大量涌入广州铺票市场。江门铺票的发售量增大后,奖金也提高到2万至3万元,广州铺票则相对下降到2万至3万元。后来,霍芝庭与龙济光暗中勾结,赶走麦竹寰,吞并了广州总厂,承办全省的山票和铺票赌博。
1918年至1920年,桂系军阀入据广东,大肆倡赌。霍芝庭以每月缴饷3万元,投承了广州市番摊赌博最热闹的地段。霍芝庭在这一带设立了“明生”、“荣生”、“广恒”、“广益”四大番摊公司。粤军回粤以后,省长兼粤军司令陈炯明下令禁绝烟赌,霍芝庭逃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