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彩票样张

　　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彩票。不过由于管理不严、发行过滥等方面的原因，民国时期的彩票存在许多弊端，在社会上留下很多不良影响，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只要一提起彩票，人们往往把它同旧社会的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当年就连周恩来总理对此也“恨之入骨”。

　　周恩来总理6岁那年（公元1904年），春节后随父母去走亲戚。父亲与一位亲戚，见街上有卖彩票的，两人凑份子花50文铜钱，买了一张汉口鼎隆钱庄发行的彩票。开奖时，意外中彩了，获得当时的天文数字奖金一万元现大洋。周家中大奖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亲朋上门祝贺，吃吃喝喝，所得的5000块大洋很快就花光了。

　　不久后，周家的家道开始中落。这次中彩，影响了周恩来总理以后的想法：“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内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彩票。“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

　　其实，对于彩票的“恶行”，孙中山也是深恶痛绝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令全国禁止发行彩票。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民国政府缺乏控制力，各地军阀就开始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此业又遍布全国。虽然这些彩票大多是以赢利为主，但其中也不乏为了赈灾、慈善和救国而发行的彩票。

　　平泉县知事朱重庆呈请试办“官彩”

　　据热河都统公署档案记载：1917年12月24日，平泉县知事朱重庆签发请示公文，准备试办劝募公益有奖募捐券，用以筹款维修、治理河道和养护山林。公文大意是：此次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修治县街河道及农林学务经费，每两个月发行一次，彩票名称为公益有奖募捐券，由平泉县署印制发售。

　　此次彩票发行数量每次定为1000张，每张彩票面值一元；用抽签的办法确定中奖等级，中签者凭券领奖，奖金由平泉县署担保，每次发行有115张彩票中奖。从发行开始之日起满两个月时定期抽签，选择适宜的处所邀集政府各机关共同监察，雇用盲人当众抽签、对号，地点临时公布。

　　1918年3月19日，昭武上将军兼热河都统姜桂题签发热河都统公署指令第723号，命令热河道尹戚朝卿、财政厅厅长刘凤镳共同研究核查。两人核查后指出，此项捐券的名义是为公益而设立，实质类似于签捐彩票，按现行法律规定应不予批准。但如果确实是为筹款修治河道和养护山林，可以考虑限定在该县辖区内发行，用以筹集该县所需的公益资金，关于发行彩票的所有情况和记录都要上报备案。此举事实上使平泉县成为重开地方“官彩”的“改革试点”。

　　赈灾的“黄河彩票”

　　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民国时期多次发行过赈济水灾的彩票。如1920年河南省发行过“河南救济豫省水灾奖券”；1931年黄河水灾，河南发行过“郑州急赈水灾（第一次）有奖券”，每张售银元五角；1930年7月辽西地区连续遭受暴雨袭击，发生洪涝灾害，张学良与其夫人于凤至主持发行了面值为1元的“辽西赈灾奖券”5万张。可以说，赈灾彩票是民国彩票史上重要的彩票品种。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是国民政府时期发行规模最大的赈灾彩票，堪称民国公益彩票的代表。

　　1933年，黄河中下游发生大水，黄河多处决口，除淹死成千上万老百姓外，还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为筹集资金救济黄河灾民，当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责成天津全市各银号分期发售“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这是一种向全国发行的奖券，其奖券的花边上首次采用了防伪标识。该券每期发行20万张，每张售国币1元，在北平（现北京）的中山公园内当众开奖。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奖额分别为：头等奖两个，各得国币2万元；二等奖4个，各得国币5000元；三等奖8个，各得国币1500元；四等奖300个，各得国币80元；末等奖1998个，各得国币2元。开奖形式为摇奖对号。该券正面底纹呈浅蓝色，以“黄河水灾”4个字及图案组成。

　　资料显示，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共发行35期。发行总量为503万元，募集赈灾资金205万元。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拨款400万元赈灾，实际只拨付了295万元。说起来，“黄河彩票”也算是功过相抵吧。

　　救国的“航空彩票”

　　1932年的淞沪战争，虽然以没有对空作战和防空能力的中国军队惨败而告终，但这也使得国人认识到航空业的发达在保卫祖国、抵御外来侵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国内各地民众及世界各地华侨基于爱国热情，纷纷创建提倡航空的爱国组织，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一股“航空救国”的浪潮。

　　1933年5月（即民国二十二年），国民政府更是设立专门机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专门组织和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彩票”，民间誉为“救国彩票”。制定彩票发行章程，根据章程，计划每期发行“航空彩票”500万元，规定每期发行总数的10%即50万元用于发行彩票的各项开支，50%即250万元用于奖金，40%即200万元作为航空建设专款，据悉，此券设计精美，还印出飞机及汽车运行图。

　　现在看来，航空彩票以收入之半作为奖金，这个比例确实是很高的。在奖额中又划定，中奖率为1%，即每百张中可有一张中奖，设特等奖一名，奖额50万元，这对市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市民对航空救国运动的热忱，所以，几乎每期奖券一出即被销售一空。每期总发行额从三四百万元增加至500万元，发行面遍布苏浙皖鄂赣川6省。

　　对于当时的“航空救国”热潮，鲁迅先生还曾着文《航空救国三愿》，在讽刺储蓄救国、文学救国、艺术救国后，独称许：“只有航空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的确，“航空彩票”不仅掀起了一股民众的爱国热潮，也成为了航空救国、抗击日寇的历史见证。

　　国学大师也“抓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着名国学大师黄侃对买彩票也十分热衷。精研《周易》的他，认为可以从卜卦所显示的意义中找到买彩票的规律，由此而致富，所以一有闲暇，他就打卦占卜，推算卜位与彩票的关系。

　　据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载，黄侃居于南京期间，某日卜得一个“三上上”的卦，立刻出门购买彩票，而且买的是券值五元的全张。开奖后，居然中了头奖。黄侃异常得意，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随后，黄侃用这笔钱在南京蓝家庄购买了一处宅院，并按照自己的设计推倒重建了一座三层楼的豪宅，足可证明这笔奖金的数额不菲，估摸着应该也是个双色球的五百万吧。

　　民国后期，社会上还出现了“壮丁有奖义券”、“监狱公益券”等稀奇古怪的彩票。1949年9月，溃逃到广东的国民党白崇禧部为筹措军饷，在广州由“粤穗各界劳军运动委员会”发行了两期“劳军奖券”，它的设计印制与钱币相似，极为精美。

　　但是，随着10月14日广州的解放，“劳军奖券”也就不了了之，也给是是非非的民国彩票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