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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风靡羊城的“闱姓”博彩

  与科举考试挂钩 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全城“以小博大”深具诱惑


  1873年5月,《申报》刊出了一则新闻,在广州西关经营多年的老字号——福兴店突然人去楼空,街坊邻居都觉得奇怪,因为福兴店一向生意红火,没道理突然破产,再一打听,原来,店主酷爱“闱姓”博彩,每到科举考试期间,他总要一掷千金来“买彩”,谁知屡买屡赔,把本钱都输光后,他只得脚底抹油 ——溜了。其实,像福兴店老板那样痴迷“闱姓”博彩者在当时大有人在,用1874年5月一期《申报》上的话来说,对“闱姓”博彩,广州“上而学士文人官绅僚佐,下至农工商贾妇女孺童,数年来举城若狂”。

  “闱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博彩方式?它为什么会与科举考试如影随形?又为何引得全城男女老幼如痴如狂?今天的专家学者又为何说它是彩票业的“先驱”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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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说“闱姓”

  举子姓氏成下注对象

  猜买规则具彩票雏形


  要想知道“闱姓”博彩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先得做点文字功夫,这个“闱”字,指的就是科举考场,古时科举,历来就有“春闱”、“秋闱”之说,所以“闱姓”就是以中举考生的姓氏作为猜买对象的赌博形式。

  那到底怎么下注呢?如果你穿越到150年前的老广州,在街头随便找个人问问,就能知道得七七八八。因为“闱姓”博彩在当时实在太流行了,几乎人人都会去玩一把。要不《申报》怎么会评价说是“举城若狂”呢?下注方法也很简单,每当乡试开场前,获得官方许可的商人(当时称“闱商”)先将猜买姓氏的范围规定好,像“王”、“李”、“张”等大姓,几乎每次都有人中,所以不在猜买范围内,允许猜买的都是一些比较偏僻的姓氏,又称“小姓”;猜买者得向“闱商”购买“闱姓”票,每票售价多为1个银元,然后,他们就在“闱商”规定的“小姓”范围内选择20个自己认为最有可能中举的姓氏,记录在“闱姓”票上。

  “闱商”每卖出1000张“闱姓”票,就构筑一个“彩池”,售卖所得的1000银元收入,两成孝敬官府,两成留作利润,剩下六成,就作为奖金分配。到发榜之日,猜中姓氏最多的,为头奖,奖金300银元,其次再设二奖和三奖,奖金分别为200银元和100银元。读者你看看,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和现在的彩票几乎如出一辙?难怪有不少专家学者将“闱姓”博彩称为彩票业的先驱之一呢。

  “闱姓”博彩的游戏规则如此精巧,但它最初还真是底层百姓的“创造”。广东著名学者商衍鎏先生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探花,他曾撰文回忆说, “闱姓”博彩的源头要追溯至佛山城郊山紫村的机房,出现时间约在19世纪中期,最早不过是机房仔为了消遣,猜测乡试中举考生的姓氏,以猜中多寡为输赢,所以“闱姓”还有一个俗名,叫做“卜榜花”。一开始,机房仔的输赢很小,不过一两百个铜钱而已,渐渐地,这个游戏往四乡八邻扩散开去,就有人开始专门设局开彩,输赢越来越大,游戏规则越来越精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出现了举城皆为“闱姓”狂的局面,用《申报》上的话来说,“上而学士文人官绅僚佐,下至农工商贾妇女孺童”,就没几个不知道“闱姓”博彩的,这样的痴迷程度,用“彩疯”来形容,一点不算夸张。


  风行羊城

  “以小博大”迎合人性

  举城若狂上演“彩疯”


  “闱姓”本是周边机房仔们工闲时消遣时间的小玩意,为何能迅速流传到省城,引发一场又一场“彩疯”呢?要知道,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火速流行,乍一看出乎意料,仔细一分析,总可以发现其背后有多个利益群体的强力推动。这些群体虽然各自动机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合力,使新事物的流行势不可挡。那么,“闱姓”博彩火速流行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群体在推动呢?

  先说普罗大众。其实,当时流行的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叫得上名的就有番摊、白鸽票、花会等,但“闱姓”还是在市面上强势崛起,因为它具备彩票雏形,游戏规则更为公平,也更有“以小博大”的致命诱惑力。下一个银元的本钱,就可能有数百倍的回报,难怪全城百姓都要趋之若鹜了。如果你要批评这样的行为不理性,那就实在太不了解人性了。看看现在的股市,惹得多少人如痴如狂,背后的原因不也一样?要不怎么说,世易时移,人性却几乎不变呢。

  正是普罗大众对一夜暴富的渴望,构筑了“闱姓”流行的强大民意基础,也才有了《申报》上“自缙绅大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莫不倾其所有”的报道。

  当然,“彩疯”席卷全城,肯定要有人付出代价。且看1873年5月《申报》的一期报道,在西关经营多年的老字号——福兴店一向生意兴隆,可一天突然人去楼空,原来店主酷嗜“闱姓”博彩,每次彩局一开,他总要投入巨资,购买数百上千张票,试图“围彩”,结果屡买屡输,直至血本无归,逃离省城。其实,类似福兴店老板那样被“闱姓”拖入赤贫阶层,继而为盗为匪的新闻在报上并不少见,但这些新闻不过是如轻风一般吹过人们的耳朵,然后他们一如既往把“一夜暴富”的梦想寄托在薄薄的“闱姓”票上,甚至为之押上所有家当。


  官商合力

  官方几番摇摆终解禁

  得厚利 闱商攒下资本开钱庄


  “说了普罗大众对“闱姓”博彩的热衷,咱们再说说官方的态度。上文说了,除了“闱姓”之外,当时市面上还有番摊、白鸽票、花会、骨牌会等林林总总的赌博游戏,对这些,官方一向是严令禁止的,因为赌博毕竟败坏人心,朝中“清流”人物一道奏折,就会让地方官吃不了兜着走。但对“闱姓”博彩,地方官的态度就要摇摆得多,因为赌局只在科举考试期间才开,游戏规则又跟彩票类似,危害相对要小得多,而“闱商”可报效的饷银数字又极其惊人,不由人不动心。所以,从19世纪中期开始,数十年间,历任督抚或禁或驰,态度一直摇摆不定。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洋务派中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为解战争经费的燃眉之急,奏请朝廷正式对“闱姓”解禁,征收饷银,“闱姓”博彩才算正式得到了官方许可。这个“新兴行业”到底为财税作出了多少贡献呢?且看一个数据,仅1893年一年,广东全省征收的“闱饷”就有70万两之多,占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近两成。正是因为收了巨额“闱饷”,张之洞才得以买军火,建工厂,办新学,你说让他为了遵循“清流”人物口中的道德文章,禁止“闱姓”票发行,他会答应吗?

  普罗大众趋之若鹜,再加上洋务中坚的强势推动,最高兴的就是卖“闱姓”票的商人了。当时,广州最有名的“闱商”是进士出身的刘学询,他出自寒门,虽然中了科举,却弃官从商,在当时也算惊世骇俗之举。但“闱姓”博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成了他后来开钱庄、办水厂的本钱,他因而也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富商巨贾,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

  纵观史料,一方面,“闱姓”博彩的确为南粤工业与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它又进一步腐蚀了当时的科场与吏治。通过这个南粤彩票“先辈”的故事,我们也可对历史的吊诡与复杂领略一二。我们也只有认真探寻细节,才能作出略微靠谱一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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