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业和足球业走得很近，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如皇家马德里，小如斯托克城，诸如胸前广告、场内广告、官方在线游戏等足球衍生品里，都少不了博彩公司的影子，动辄千万级别的赞助费使得大小俱乐部腰包丰盈。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1872年便已出现早期足球博彩的雏形。在2007年英国广告标准管理局（ASA）解禁电视博彩广告之后，博彩公司、赌场等机构被允许在电视投放广告，博彩机构正式登入大雅之堂，威廉希尔甚至成为了英足总的官方合作伙伴。

　　每至英超比赛日，街头最拥挤的永远是博彩公司的投注站，而主队俱乐部的博彩合作商更是堂而皇之地把流动投注站开在体育场里，方便观赛球迷滚球投注。线下投注如火如荼，而线上投注也非常火爆。2014年英国最热门的100款手机APP中，有三款是博彩公司的手机投注APP，其中之一的Betfair（必发）公司新闻发言人坦言，APP博彩业务占据他们全部业务的60%以上。眼见足球业与博彩业如此缠绵纠葛，《每日邮报》专栏作家柯林斯直言不讳，“足球已经对赌博上瘾了。”

　　赌性——人类难以回避的阿克琉斯之踵

　　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色欲，这是天主教教义所指的人性七宗罪。贪婪催生了赌性，对物质、钱财上的追求，与生俱来的欲望使得人们在面临投机机会时毫无抵抗力，以至于满足人们投机、占小便宜心理的产品从不缺市场，博彩便是其中之一。而对中国人而言，“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的古训常回荡在耳旁，传统文化在劝诫重注的同时也变相承认了适当参与赌博可以增进生活情趣。

　　▼1/3的英超球队胸前广告赞助商是博彩公司

　　据英国H2博彩资本公司估计，2013全球博彩业市场规模高达4400亿美元，若加上各类地下非法博彩市场，整个博彩业的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规模以上。而一家在卡塔尔的体育行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在合法注册体系之外的体育博彩赌注额度，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约占全球体育博彩总额的80%，重要赛事如2014世界杯决赛、美国超级碗，单场投注金额都超过了100亿美元，人类本性的贪恋、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由此可见一斑。

　　博彩公司——庄闲争斗中的永恒赢家

　　赌博总是有赢有输，公平赌博是一场零和游戏，而一旦对赌博参与者进行抽水，赌博便成了一场负合游戏，因而大大小小的博彩公司得以生存。比起玩法简单、风险可控的百家乐而言，足球博彩的基本面更加复杂，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多元化，博彩公司需要开出合理的盘口引导投注，引致不同投注间资金量的平衡，确保自己不亏钱。

　　大型博彩公司通常有自己的风险分析团队，在赛前收集定量和定性的比赛消息，包括两队过往交战记录、主客场胜负平情况等统计数据，根据可能影响比赛结果的几个要素建立数学模型制定出最能反映赛果的赔率。定量的信息包括两队过往交战记录、主客场胜负平情况等统计数据，根据可能影响比赛结果的几个要素建立数学模型，开出一组赔率。与此同时，博彩公司还会根据一些定性信息，包括队伍状况、教练的战术人选、核心球员的伤病情况、裁判员过往执法记录等能够左右赛况的消息，来调整赔率。

　　那么，博彩公司是如何保证自己不会破产，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呢？比起一般参与者，博彩公司的信息渠道更为丰富，所花费的信息挖掘成本更高，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一般参与者时，信息不对称性优势非常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与一般参与者对赌，诸如“德赫亚转会皇马失败（7月立博盘口，德赫亚转会皇马1赔1.08，留在曼联1赔7）”的黑天鹅事件使得博彩公司万万不敢亲涉其中。相反，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敬畏，博彩公司总是希望充当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平衡各方势力，稳定获取低风险抽水收益。从博彩公司开出的盘口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他们的稳定盈利区间，以一场足球赛的欧赔胜平负玩法和亚盘让球玩法为例：

　　由图可见，通过适当抽水，同时保证各方参与者的平衡，理论上博彩公司可以获得稳定的毛利。而真实世界里的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大的博彩公司深谙调控各方投注势力之道，通过初盘试探、中盘变盘等手法不断变换盘口引导筹码间的平衡，下注逐渐演变成一场由博彩公司精心粉饰、利用“集体智慧”引导资金走向的游戏，因此博彩公司根本无需预测球赛胜负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假球——博彩业必须背负的责难之锅

　　19世纪末现代足球诞生后，赌博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足球领域，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影响力，体育博彩迅速走向全球。在体育博彩业的最初年代里，由于投注量较小，贪婪的博彩商们不满足于仅仅收取小费，他们试图去影响比赛结果以谋取暴利。20世纪初期最扑朔迷离的“假球案”为1922年的曼联保级战，濒临降级的曼联以2比0蹊跷地击败了如日中天的利物浦而保级成功。当时，球员和俱乐部收入水平较低，球员收受庄家、对手的贿赂也较普遍，单个球员甚至整支球队集体踢假球的情况屡见不鲜。

　　▼托尼凯事件让赌球逐渐合法、公开化，后排左二为效力于埃弗顿期间的托尼凯

　　1964年的托尼凯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整治体育博彩乱象的起点，托尼凯成为了英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被司法机关认定打假球的球员。这位当时英格兰代表队的主力右后卫，在两场英格兰甲级联赛当中，伙同两位队友有操控比赛的嫌疑，故意放对手进球；而在场外，托尼凯和两个队友就在球场边的投注点一起向博彩商投注，买自己的球队输。最终，托尼凯被罚款150英镑，监禁4个月，终身禁赛。托尼凯事件迫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对于赌球的政策，让赌球逐渐合法、公开化，由政府进行严格监管，杜绝博彩业对足球的过度渗透，最终成为了英国政府的决策之路。1968年，英国的博彩法案开始允许开设公共赌场，司法机构、审计部门也参与其中，对足球联赛进行严格监督，英国体育博彩业自此开始走上“正规军”的道路，最终也带动了欧洲体育博彩的规范化。

　　然后，欧洲体育博彩业的整肃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打假球的主意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直至今日，来自亚洲地下博彩公司仍会操纵一些媒体关注度低、球迷兴趣不大以及球员收入不高的欧洲低级别联赛以谋取暴利。而2015年国际足联的身陷囹圄更令公众关注度转移到世界杯的“打假”上来，历史上的世界杯经典疑案，如1998年世界杯决赛巴西三球惨败法国，罗纳尔多离奇失常等被翻出重提。纵然国际足联未必真的与博彩组织勾连，操纵了比赛结果，但足球官方组织形象的丑化却使得足球不得不与博彩业一道，背负公众“踢假球”的道德责难。

　　足彩在中国——每年流向海外上千亿！

　　2009-2012年是中国足球人最难熬的3年，2009年9月，一个大型赌球团伙的被端揭开了长达3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南勇、谢亚龙、杨一民三位足协副主席的锒铛入狱再一次将中国足球最不为人知的一面曝露在公众眼前。至今为止在中国已经查获多起地下庄家的赌球案件，涉案金额累计已超已经超越六千亿，而由于中国赌球的不合法化，境内亦有大笔资金流出境外参与赌球，中国足球博彩市场之大令人侧目。

　　从2001年正式推出官方足彩以来，合法的足球博彩已走过了14个年头，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体彩销售金额1764亿元，其中足彩占比1/3以上，投注规模呈稳定上升态势。但由于中国足彩玩法有限，规矩太多，回报有限，投注方式受限（2015年3月各省体彩中心暂停互联网售彩渠道），对博彩参与者而言，他们更愿选择国外足彩平台，由此导致的每年足彩资金流出达上千亿元。2003年11月，中国香港率先开放赌球，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击非法赌球，经过时间的检验效果良好。2010年在足坛扫赌打黑的大背景下，有人大代表提议逐渐放开足球博彩限制，用公开的合法的足彩来彻底压制非法赌球。我们必须正视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2014年世界杯期间，随着移动终端和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球迷在观赏精彩球赛的同时，交谈间几乎少不了某某某又下了多少注、某某某赢或输了多少钱这些信息。据统计，世界杯开赛后仅一周，中国仅合法足彩下注额便高达40亿，几乎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全部。客观看待博彩行业的特殊消费群体，合理解决他们的消费需求，照顾球迷的参与感需要与国家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似乎是目前横在中国足彩发展道路上的最大拦路虎。

　　“博彩生涯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些惨痛的失败，特别是在最后一分钟输掉比赛。”足球博彩传奇人物沃尔特兹如是说。他曾经12次因博彩破产，还输掉自己的房子。博彩对足球产业的发展的助推毋庸置疑，它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了这项运动，甚至在现代足球的初创期，博彩的黑金收入保证了现代足球先驱者们的体面光鲜。但不能否认的是，博彩业设计的初衷便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博彩公司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无数失败者的血海尸山。未来足球与博彩仍将相傍行走，而对中国足彩而言，对博彩是引导、规范，还是打压、严控，仍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