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卡在境外的普及，给国人境外旅游消费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成为投机者刷卡套现、资产转移、洗钱的工具

4月清明假期第一天，澳门凼仔一家钟表行内来了一位40岁上下、操着一口普通话的中国男子。不像其他内地游客，他对店家柜台里的名牌手表了无兴趣，只是不停向珠宝店经理使眼色。

经理意会地点了点头，陪同他走进里间，还没来得及为“客人”上茶，这位客人便以熟练的口气问，“50万葡币，几个点？”经理拿出计算器拨弄了一下，低声向他报出一个数字。客人点了点头，从钱包里掏出几张标有红、蓝、绿三色的银联卡。经理随即将卡拿走，一会功夫便拿出了几叠厚厚的葡币。

随着刷卡消费的普及，银联卡已成为时下国人境外旅游消费的常用支付工具。根据中国银联最新数据，银联网络已经延伸至境外125个国家和地区约700多万商户。在香港、澳门两地，银联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Visa和万事达，而在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乃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多个城市，其红、蓝、绿三色标识亦随处可见。

遍地开花的银联网点在给国人出游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投机者利用，成为了资金大挪移的工具。

中国银联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2011年利用银行卡在境外消费达人民币3000亿元(约合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6.7%。

资金大挪移

2012年3月，澳门警方破获一起非洲男子利用他人银联卡套现事件。据警方宣称，这名非洲男子于今年1月中旬由珠海抵达澳门，利用盗取的四川某女子的银联卡在澳门凼仔某珠宝店成功套现56万元人民币。时隔两日后，事主发现银行卡在境外被人盗用，迅速赶至澳门报警。澳门警方在其第二次过境时将其捕获。事后该名男子承认，其以收取1000元人民币的酬劳，协助作桉伙伴刷卡套现。

上述事件仅仅是银联卡境外套现的冰山一角。

尽管国内对境外现金消费有严格规定，但近年来，中国公民境外大额套现屡见不鲜。

根据中国外管局规定，内地游客不能携带超过于2万元人民币及等额于5000美金的现金过境。

但在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泰国等地，利用银联卡套现已成为不少小商户为大陆游客的提供的“另类服务”。

记者走访了澳门凼仔部分珠宝、钟表、奢侈品商户，客户可以在这些签约银联的商店内以虚假交易的方式刷卡套现，商家会将刷卡金额以现金的方式归还客户，并从中获取最高达到10%~30%的“手续费”。

尽管银联手续费颇高，投机者仍然趋之若鹜，“澳门赌场是不能刷银联卡的，每日取现又有限额，而有些人赌钱又是为了洗钱。赌场旁边有不少高档珠宝、钟表店，所以不少人在商店刷卡（套现），拿了钱之后去赌博。”一位在澳门赌场浸淫多年的人士这样对记者透露。

根据相关数据，近三年来境内银联卡在澳门消费高度集中在钟表、珠宝类商户。

记者对比香港和澳门的交易量和前十名的珠宝钟表类商户发现，香港该类商户交易量只佔前十名商户交易量的43.66%，平均每笔消费金额为9000元港币；而在澳门此类消费则佔前十名商户交易量的91.41%，平均每笔消费金额为3万元葡币，为香港的3倍余。

除澳门外，一些银联卡普及的区域也出现了利用银联卡套现的事件。在日本，一些旅行社的导游会将内地旅客带到日本“质屋（类似国内当铺）”内消费，这些质屋可以提供艺术品、二手奢侈珠宝、钟表、名牌箱包等高价消费品，并支持内地游客用银联卡消费。不少游客利用这种便利在质屋里刷卡购物，随即将购买的商品再直接抵押给典当行，获得巨额现金。

隐蔽的手段

在2009年人民币实现跨境结算以前，内地与境外的地下钱庄曾是资金转移的重要通道。地下钱庄通过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账户进行资金清算，并以此获取收益；而内地资金以港澳为跳板，再划转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屡见不鲜。

随着国家对打击地下钱庄力度的不断加大，不法分子资金挪移的渠道比以往更加曲折隐蔽，新兴金融支付手段如银联账户、电子银行、电子支付平台等工具则成为了投机者又一重要的资金转移“通道”。

尽管外管局规定，境外刷卡消费每日每卡累计取现不得超过人民币1万元等值外币，除珠宝类的商品单币刷卡金额不得超过等额5000美金；各大银行亦对每日刷卡金额亦有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限制，但投机者层出不穷的手段仍让人防不胜防。

“他们身上往往备有数张甚至数十张银联卡、单双币信用卡，每张卡资金就几十万元人民币。在与商户商定手续费用后，将资金以刷卡套现方式取出来，虽然单张卡数额不大，但积少成多，投机者甚至能套现出上百万元现金。”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在接受记者採访时表示。

类似的手段正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更加隐蔽。

一些国际性第三方支付机构如paypa有着全球通用的资金账户，可以与银联账户关联，投机者能够利用虚假信息注册并关联多个国内银行账户，将国内银行资金转移至paypal，继而再将资金一点一点转移至境外账户里，这样监管机构更难追查资金来源。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利用虚假交易转移资金，境外特约商户如果提供的交易签购单要素完备，境内发卡机构根本无法直接对刷卡金额採取惩罚性措施，更难以认定其套现行为。

“境外不法交易与正常交易溷杂，如果不是当事人主动举报银行卡信息被盗刷这种情况，而是腐败分子利用银联卡手段套现洗钱，这种行为就更难认定。”上述人士表示。

境外漏洞

在网上，出售真实身份证资料与银行卡的商家比比皆是，一些网站更明目张胆称：“理想的中转卡”，“随意转帐绝无限制”。

记者联係到一家打着“出售各类银联卡”口号的网站，其销售人员表示，“200元办一张卡，各地各家银行都可以。有的银行卡卖得好，比如招商银行，都已经断货了，要6月份才有新的；还可以办网银，我们有银行的U盾，450元。”

这位销售人士透露，该网站还能出售真实的身份证信息，其资料来源均属于银行内部人员提供，可在银行开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资金转移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内容，上述环节正是借用银行卡进行洗钱的第一步。此后，洗钱者将非法获得的资金隐藏在貌似合法的银行卡账户中，并将这些银行卡携带至境外。

记者从台北市政府刑事JC局获悉，台湾2010年以来破获银联卡犯罪桉件多达数十起，且涉桉集团人员众多，涉桉金额基本上在千万元人民币级别。该局在4月6日破获的一起内地银联卡套现桉件中，查获涉桉人士315张内地银联卡、170多张工行U盾以及大量内地人士身份证资料。台北刑事局发言人称，这些卡均属于真实有效的银行卡，每张都有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刷卡额度，总额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根据台湾关税局相关人士的说法，在台湾部分签约银联的商家掩护下，洗钱者得以进行资金跨境转移。

对于大多数银联台湾特约商户而言，正常的银联卡结算模式如下：内地消费者用银联卡在台湾特约商户刷卡，由本地银行收单，通过银联在台湾授权的两大转接中介——联合信用卡中心或财金公司向银联连接取得交易授权；在得到银联确认后，由台湾本地收单的银行现行垫付结算款项，待银联与国内发卡行确认交易完成后将款项转给转接中心，最后汇给台湾本地银行。

为确保有据可凭，台湾包括境外的银联签约商户会在交易时开立刷卡单及小票，同时缴付一定的营业税。但各国各地区徵税政策尽有不同，且并非所有签约商户都对营业额如实课税，这无疑给银联卡资金转移提供了不小的漏洞。

这种政策上的漏洞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更加放大。一位在加拿大客居多年的华裔人士Eric Wong对记者透露，在加拿大以及美国部分城市，由于当地只向商家徵收单一税种，不少银联结算的特约商户无需对营业税一一说明，“银联卡被认为是Debit Card(借记卡)而非Credit Card(信用卡)，商户只用自己记账，无需课税”。

“商家帮套现者套现200万元资金，可以在帐目上做成出货200万，再把同一批货做成进新货，这样一来商家有凭有据，套现者在国内的记录也是真实的消费。”Eric Wong表示。

“这种做法可能是直接透过香港或其他离岸市场的金融机构与内地连线，所有银联卡刷卡都不走本地银行或者连接中介，可以不留下任何记录。”上述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人士如此解释。

如何监管？

澳门司法JC局博彩及经济犯罪调查处处长郭志忠认为，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各国银行保密制度有异，资金进入银行往往採取不透明、不限制的态度，导致许多非法资金脱离政府监控而自由流动。由于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常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也被投机者加以利用，以致逍遥法外。

“根本问题还是源于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採访时这样表示。谭雅玲认为，在国内经济环境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国内资金在短期利益驱动下向境外移动，而此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管尚未到位，政策也存在漏洞，这种现象的发生不可避免。

“在国内房地产、股市等市场萎靡的背景下，民间资金无处可去，自然会选择以各种手段向境外转移，加上一些腐败人员洗黑钱的行为，资金外逃的形式出现更加多样化发展，银联卡难免被利用成为洗钱工具。”谭雅玲表示。

“内地银行难以及时发现（资金）异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不够了解其客户账户的状态。”暨南大学国际金融係博导杨星教授表示。

在她看来，国内商业银行银联卡、信用卡在蓬勃发展之余，银行并未曾在发卡前对客户进行足够详细的资信调查，部分银行甚至无法妥善保管客户资料，这无疑给银行卡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招商银行国际业务部经理江峻介绍，国内商业银行由于业务繁忙，往往不设专业反洗钱人士来检测客户账户消费情况。此外，尽管银行会向央行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但除非是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当场办理可疑交易业务，否则此类交易的取证工作难以进行。

“在没有发现确凿的犯罪证据前，银行只能向央行申报可疑的交易记录。之前银行反洗钱工作非常难开展，主要是由于此项工作基于人工判断，没有客观判断标准。”江峻表示。

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在其3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商业仍然欠缺对洗钱高风险客户（如企业高管、政要人士）身份、银行账目进行持续识别以及风险预警机制，这导致客户资金异动无法得到有效追踪，继而使预防、分析洗钱的工作难上加难。

“欧美反洗钱工作和中国的思路不一样，前者强调从源头上就开始进行监管，比如事先就把某些顾客列入洗钱人员黑名单里管理；但中国则把银行当作监管主体，让银行向监管部门提供资金流状况，这反而增加了难度。”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这样认为。

除此之外，杨星教授认为，中国银联作为跨境、跨行转账交易数据平台，应较易发现客户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的可疑交易，因此也应承担起交易数据可疑信息的辅助报告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