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码佣比率在澳门博彩业专营时期由1家博企「主导」厘订，并协同贵宾厅、博彩中介人以互惠互利，取得双赢的市场运作模式，免除政府之手「干预」而得以开创出澳门贵宾博彩亮丽成绩，成为澳门博彩业「强项」，执环球市场牛耳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巿场操作的「潜规则」，有利市场灵活运用当中的变化来调节好博企与贵宾厅、博彩中介人的供求关系，让大家都在「有肉食」下各安本份，「多劳多得」，从兑码、转码中找到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潜规则」可以很大程度地由只此一家的博企调控贵宾厅、博彩中介人的市场生态和「地盘」，将之「控制」在一定范围，不致出现过度同质化扩张。

　　这在当年博彩业专营时期，是从市场运作中自自然然发展出来的一种市场生存空间调控「潜规则」，并没有需由政府之手「调控」、监察、监督、监管的执法「空间」，换言之，便毋须制订法律法规指引，提供政府执法工具来维持巿场秩序和市场生态健康发展。

　　总之，是政府在最低限度的监察、监督、监管中，便足以令到市场自行运作，展现出一种适合博企贵宾厅、博彩中介人和中介人合作者都能茁壮成长的市场生态，从而为日后博彩业开放经营权创设有利吸引外资的优良条件和根基。而在那个年代，也因应博彩业的「强项」贵宾厅运作，促进赌收有度发展提升，并非无节制高速增长拉大了社会各种资源的有效投放分配，且从博彩业发展中，能很好反馈社会和各行各业。

　　不过，时移世易，当自由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当澳门社会步上进一步开放的格局，便不能回避市场开放这个问题，正因如此，博彩业也要走上有限度开放市场的开放经营权阶段，来藉市场化竞争促使博彩业转型升级，体现更大的休闲旅游娱乐成分来冲淡贵宾博彩带动的「赌」的色彩。但是，当政府集中精力选取3家赌牌批给公司，而随后又由3家赌牌批给公司衍生3家转批给公司，变成「六国争雄」的时候，尽管政府有关注贵宾厅、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的「运作」，从而制订法规指引要求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必须「登记」，可是，除了登记，在赋税，以至贵宾厅、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运作最重要的一环──码佣，政府似乎「睇漏眼」，并未意识到当中可能产生重大问题，因而，并没有从开放博彩业经营权一开始便制订法律法规指引，提供政府有效执法工具，来监察、监督、监管箇中兑码转码出现的博企与中介人供求关系。

　　正正由于欠缺这种「认知」，并未意识到一旦开放博彩业经营权出现六家博企，这当中的市场生态、供求关系便会彻底改变，且会是一百八十度扭转，令到过去由博企「主导」，变成反而由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主导」财源客源分流，更有六个「码头」可供供选择之下，当中的「分配」，便随时随地可以令博企处于「捱打」状态，再难以一如从前专营时期可以「主导」厘订码佣比率，否则，面对市场竞争，一旦码佣比率低于其他博企，便会惹来博彩中介人和中介人合作者「蝉过别枝」、「过塘」，当中的重大损失和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正由于这种供求关系的彻底改变，因而博企之间打起「码佣割喉战」，在今天我们回看那个时期，也可以说是「正常不过」，是迟早的事，而可能形成的对澳门「命脉」博彩业的冲击，只能「听天由命」。